志鉴编纂

注重社会调查 强化年鉴记述深度

《广西地方志》

  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即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志工作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了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关系,这也为我们从其他层面研究两者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本文试从社会调查的视角,就这一方法对强化地方志书和年鉴记述深度的作用、途径等相关问题阐述一孔之见。
  一、社会调查在地方志书编纂中的成功做法
  社会调查是指运用科学方法,对特定的社会现象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发生的各种原因和相关联系,从而提出解决社会问题对策的活动。它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而进行社会调查,撰写与收录调查报告也是地方志书编纂中的重要方法。回顾三十年来地方志书编纂的经历,可以看到,注重社会调查在方志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既体现在“官方”的意见中,也反映在“民间”的行为上。
  所谓“官方”的意见,指的是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有关规定、制度等。如2000年3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发《关于做好〈全国地方志理论工作研讨会〉准备工作的通知》,其附件之二是《关于续修地方志的几项规定》(讨论稿)。《规定》(讨论稿)第四条把续修地方志书的内容分为5个方面:一是承前简述,二是续修正文,三是专题记述,四是补遗和考订,五是附录和索引。对“专题记述”,《规定》(讨论稿)的解释是:“对正文未能充分记述的一些重要问题所作的专题调查和专题报告。”[1]这里不仅将专题记述列为续修地方志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明确地把专题记述定为“专题调查和专题报告”两种形式。根据笔者的理解,“专题调查和专题报告”指的主要就是社会调查和社会调查报告。
  所谓“民间”的行为,指的是地方志工作者在修志实践中的运用。社会调查报告收录于地方志书在首轮修志中已有所见。以浙江省的地方志书为例,1995年出版的《嘉善县志》(1995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中央调查组1961年3月撰写的《嘉善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肯定,这一做法也为后来不少志书所采纳。魏桥先生就推崇备至,他指出:“《嘉善县志》中有许多可观的内容,如‘专记’一篇,详记明清时期嘉善重赋的种种实情和具体原因,寓观点于大量资料引证之中。同时专设‘和合调查’章,详尽记述了当地30多年前粮食问题上发生的一些不容忽视的实情,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得到妥善解决的过程,并收录中央调查组1961年3月撰写的《嘉善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的全文。”[2]像“《嘉善县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一类的“专题调查和专题报告”入志,大大强化了地方志书的记述深度,提高了地方志书的学术品位和存史价值。
  二轮修志以来,方志界对社会调查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许多地方志工作者认识到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地方志所反映的内容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以全面、丰富的资料描述社会发展过程,对社会尤其是现实社会的关注是两者的共同特征,但社会学通过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先进方法又是传统方志侧重于对旧有文献资料整理编辑所无法比拟的”[3]。正因为如此,社会调查可以弥补地方志书“过于依赖现成的典籍、统计报表等第二手资料,而严重忽视鲜活的采访资料、口述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和旁证资料”[4]的不足。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记录客观事实,更加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从而使志书更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以《萧山市志》中的《农村·农民·农业》编为例。该编中原先涉及农村鼠害的记述,只有灭鼠活动的记载和鼠的危害状况。如果笼统地记载某种鼠增加、某种鼠减少,从记事的角度来说已经记述清楚,但从修志的角度看,只完成了一半,读者看了只能知其然,不能知其所以然,因为其内在规律尚未揭示,未能为人们消除鼠害提供启示。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后来找到了一份由萧山区农业局楼曼庆同志执笔撰写的调查报告《1987—2003年萧山农田害鼠的动态调查》,报告中对萧山区域内农村害鼠种群的分布、害鼠优势种群的变化、害鼠种群密度变化等方面作了全面、系统、真实的调查和研究,既保存了相关的珍贵史料,也为当前和今后消除鼠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5]。
  在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调查报告入志方面,上文所提及的《萧山市志》可谓是一个典型。该志在编写过程中,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大胆采用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围绕社会热点、特点、难点问题设置了40多个调查课题,进行专项社会调查,如《萧山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儒坞村农民燃能结构变化的调查》、《萧山生物物种的变化》、《萧山农民收入来源与收入差距分析》、《萧山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萧山家庭教育观的变迁》、《萧山企业家基本情况调查》、《萧山知识分子调查》、《萧山民工的生活、生存状况调查》[6]等等,这些调查报告为编写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志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有的调查成果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及省领导的关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还专门调取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有关调查报告进行研究,这本身就是对浙江地方志工作者进行社会调查及其社会调查成果的一种肯定。
  二、社会调查在年鉴编纂中的有益尝试
  如果浏览各地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和其他一些专业年鉴,可以发现社会调查也逐步为年鉴工作者所关注、所采用。这方面较早的地方综合年鉴是《武汉年鉴》,从1997年卷开始,《武汉年鉴》就在“附录”中增设“社会调查”分目,收录了有关住房、妇女地位、休闲方式、图书消费、公交车服务质量以及大学生价值取向等问题的一组调查报告。之后,《安庆年鉴》、《张家港年鉴》、《滁州年鉴》、《贵阳年鉴》、《上海年鉴》、《闵行年鉴》等都在社会调查报告入鉴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广西年鉴》(2009)。该年鉴专设“调研报告”栏目,收录了《广西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关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及非公经济发展报告》、《提高广西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研究》、《2008年广西城镇居民收入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08年广西居民消费价格运行特点原因及对策》、《2008年广西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分析》、《2008年广西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分析》、《广西农村扶贫开发调研报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调研报告》、《广西从业人口素质调研报告》、《广西科研发展调研报告》、《广西公民道德建设的现状与展望》等12篇调研报告,约10万字,在整部年鉴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广西年鉴》浓墨重彩地运用社会调查,荟萃调研报告,可以看作是年鉴界对社会调查认识的一次升华,也可以看作年鉴编纂应用社会调查方法及使用社会调查报告的一个新起点。
  三、社会调查入鉴的途径及注意点
  年鉴是以年为编纂时段,其基本表现形式是条目,它在反映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年度情况或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年度情况,即反映内容的广度上,能够做到横向到边。但因为所及时间的跨度比较短,和地方志书相比,在记述的深度上,显得相对不足一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年鉴更需要借助社会调查来强化记述的深度。
  既然年鉴编纂应当借助社会调查来强化记述深度,那么在进行社会调查时,我们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做好社会调查呢?首先是编纂人员自己动手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然后收入年鉴。在年鉴的编纂过程中,编辑人员常常亲自上阵,进行社会调查。如鹤壁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郭树红曾撰文指出,要记好改革、转型中的新兴产业、新兴行业和新型实体,就必须依靠社会调查。这些新兴产业、新兴行业和新型实体一开始仅仅是向工商部门登记领照,投入运行之后向税务部门缴纳税金。因此,工商、税务部门只掌握面上一般情况和基本数据,反映在年鉴中往往内容单薄,信息含量比较低,同实际情况差距较大。为此,“年鉴编辑必须挤出时间,沉下身子,在向工商、税务部门采访的同时,到乡镇街道、工商联、行业协会以及个体私营经济实体中调查研究,采撷各种重要数据,捕捉有价值的信息。”[7]“实践证明,年鉴编辑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才能采编到新兴行业大量丰富生动的信息资料,才能摆脱资料贫乏的窘境。”[7]《安庆年鉴》编辑部也常常提醒、启发、引导撰稿人员和年鉴编辑选择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形成有分量的专稿。这些通过社会调查形成的专稿收入《安庆年鉴》之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8]。其次是与有关部门合作进行社会调查。相关的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对本部门、本行业的情况比较熟悉,而年鉴编纂人员对社会调查的目的、要求比较明了,两者相互配合,可谓相得益彰,有利于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开展,这样调查研究的结果入鉴也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如1997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部分人员上访,要求解决就业和生活问题。为此,《安庆年鉴》编辑部的同志与安庆市政府调研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人员相互配合,进行调查研究,并请调研部门和劳动部门的人员撰写“实施再就业工程”的专稿,以反映安庆再就业现状、再就业政策机制、创造再就业岗位、完善再就业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情况。该专题在1998年《安庆年鉴》刊用以后,得到上自市县领导下至职工群众的普遍好评[8]。第三是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员进行社会调查,形成调查报告。应该说,一般的年鉴编辑部人手都比较紧致,每位编辑的工作任务也都比较繁重,通常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社会调查;另外,一些社会调查的内容比较特殊,没有相应的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可以合作进行社会调查,也有可能是有些政府部门或其他机构无暇顾及或没有兴趣进行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年鉴编纂单位不妨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员进行社会调查。在编纂《萧山市志》的过程中,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投入近百万元在全区开展了系列社会课题调查活动,先后邀请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教授、专家,到萧山开展了《萧山百岁老人状况调查》、《萧山妇女地位情况调查》、《萧山民工的生活、生存状况调查》等16个社会课题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调研报告无疑是具有专业水准和很高质量的。类似的例子在年鉴编纂过程尚不多见,这种做法值得年鉴界参考。虽然编纂年鉴不同于编纂地方志书,进行社会调查不一定有那么充裕的时间和经费,但是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和人员做一些小型的社会调查还是有可能的。第四是发掘已有的社会调查成果,选用成稿的社会调研报告入鉴。前文提及的《广西年鉴》(2009)就是一例。这是一条相对省时省力的途径。年鉴编纂人员只要拓宽视野,认真开掘,就可以在众多的报刊、书籍中找到对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成果,从而作为年鉴的珍贵资料,增强年鉴的记述深度。
  年鉴编纂部门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社会调查选题的典型性。年鉴编辑人员要认真研究地情、行业情况或部门情况,认真研究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精心选择社会调查课题,使这些选题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能够充分反映客观现实,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体现人民群众的意愿心声。著名年鉴学专家、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评价《中国精神文明年鉴》时指出:《中国精神文明年鉴》的专题调查报告“广泛而有代表性”[9],“如《廉政制度建设发展的新形式》(关于三明市公开办事一条龙服务的调查)、《当前职工思想政治倾向的调查》、《发挥职工主人翁作用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市民们关心着什么》、《女劳模的酸甜苦辣》、《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的十种典型心态》、《人生第二次选择》(离休干部发挥余热情况调查)、《对北京市少管所570名少年犯和少年收容教养人员的调查》等。这些精心选用的调查报告,相信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政治工作者、教师、家长及其他许多读者都会感兴趣,并且从中受到启迪。”[9]二是社会调查选题的年度性。“年鉴姓‘年’。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特性”[10]。作为年鉴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调查的相关内容也应该符合年鉴年度性的要求。当然,如确实需要,年鉴也可以适当收录一些时限之外的社会调查报告,因为“年鉴不排除历时性、前瞻性的主题资料,但一般在数量上加以限制”[10]。三是社会调查选题的连续性。年鉴以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年度情况,或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年度情况为记述对象,一般地说,年鉴是以年度一卷为存在形式的,这样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见年(度)不见连(续),间断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割裂事物发展的链条,损害年鉴资料的完整性和使用价值”[11],年鉴“编著者不仅要注意一本之中的连续性,还要讲究多本之间的连续性”[11]。在确定社会调查选题时,也不妨考虑到多卷(本)之间的连续性。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调查课题连续数年持续进行,年鉴的记述深度一定会大大加深,广大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必定会从中饱受其益。举个例子,假如一本地方综合年鉴对本地区的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调查,每年形成调查报告并收入年鉴,那么它对全社会关注这一问题、关注教育改革乃至于关注下一代的健康成长,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社会调查选题的连续性值得广大年鉴工作者重视。

 

  [参考文献]
  [1]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做好《全国地方志理论工作研讨会》准备工作的通知[J].中国地方志,2000,(2).
  [2]魏 桥.《嘉善县志》序[Z].两轮修志说[Z].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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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 舫.披沥五十载  丹心入青史——中国新编地方志纪实[N].人民日报,2004-7-27(16).
  [5]钱志祥,杨贤兴.注重专题调查 提高志书学术品位[A].浙江方志研究论坛首届学术论文集[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56.
  [6]杭州市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第一手资料——志书的价值所在[A].二轮修志·浙江论坛[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7]郭树红.年鉴发展在于创新[J].年鉴信息与研究,2003,(5).
  [8]陆克亮.坚持采编结合 年鉴常编常新[J].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2).
  [9]肖东发.民族之魂 独具匠心——评《中国精神文明年鉴》[J].年鉴工作与研究,1993,(4).
  [10]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M].线装书局,2006.8.
  [11]柳泽生.浅谈地方综合性年鉴的连续性记述[].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1).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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