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抗战时期唐现之在广西的办学思想

《广西地方志》

  唐现之(1897-1975),原名荣琛,别字献之,又名谷,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田村人。1913年2月至1918年7月,唐现之就读于桂林广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深受进步教师的影响,①开始萌发了振兴教育的思想。1919年9月至1923年,就读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授业于陶行知先生门下,深受陶行知先生及陈鹤年、廖世承等教育家的器重,这使其改良思想向人民教育方向发展[1]。他特别注意对中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吸收和发展,对广西的乡村教育、师范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2](P193)。唐现之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力图通过创办新式、民主、科学的师范教育来改变当时乡村教育的状况,以实现唤醒农民争取民主、平等的意识,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振兴民族经济。抗战时期,唐现之教育思想日臻成熟和完善,使乡村教育与争取民族独立相结合起来。在此,笔者将唐现之在抗战时期的教育实践及思想作一整理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民本思想
  乡村教育必须与农民根本利益相结合。唐现之重视乡村教育和师范教育,实质就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唐现之认清了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障碍——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压迫、被压榨的民族,85℅以上的农村人口遭受着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军阀的统治和压迫。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受歧视,教育上受忽视。基于这种不平等,唐现之认为必须用教育的方法改变这种状况②[2](P171)。
  他认真分析了当时广西教育不发达的原因:第一是政府当局只注重政治角逐,对教育不够重视;第二是乡村教育方向错误,③没有真正与乡村农民的利益相结合,所以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第三是师范教育缺失,师资缺乏和质量差[2](P174-175)。“在14528名中民国民基础教职员中有11223人为‘不健全的师资’,在44589名国民基础学校教职员中,‘亦有二万六千多人未受中等教育,其大部分属高小毕业生,甚至连高小不毕业者亦有’”[3],“每年需培训和补充教职员达3000人以上”[4](P458)。因此,乡村建设兴衰在于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培养一批合格的师资。师范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乡村师资,着手农村建设,提高农村文化,领导农民作多方面的奋斗”[5]。
  唐现之本着重视乡村教育的观点,以“晓庄师范”为模式创办桂林师范学校(简称“桂师”),试图把学生培养成一批“有农民的身手,有科学的头脑”的新型知识青年,分别到各县充任乡村师范教师,与农民结合起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以实现他创办乡村教育的理想。他认为“乡村有办法,国家民族才有办法;乡村得救,国家民族才可以得救,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2](P172)。为了唤起大家对乡村教育的重视,他还专门介绍了苏联、丹麦、日本和美国等国家重视和发展乡村教育的情况及经验。
  唐现之办学始终坚持教育以民为本、为社会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这有违新桂系的办桂林师范学校的宗旨。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实施中屡遭挫折,未能尽展手脚。
  二、爱国主义思想
  桂林师范学校创办正逢抗日救亡时期,唐现之把握住时代的主旋律。他认为“师范学校的学生是为人师表的,处在这空前的伟大的时代,应当领导青年儿童乃至于成年的民众,走上大时代的路子”。“他应当以国家民族为前提,以集体生活为生活,绝对铲除为个人打算,图个人方便的思想”[6](P52)。他把抗日救国思想贯穿于教育当中。在“桂师”开学典礼讲话中,他说:抗日形势、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人不能做亡国奴,要团结起来抗战。青年人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读书不忘救国,将来毕业后到社会上要教育民众,唤起民众,保家救国,把日寇赶出去,建设独立、自由、昌盛的国家。“抗战必胜和建国必成,必须动员广大民众的参加,非一致奋斗不可。要是没有广大乡村民众的参加,便没有了兵员,没有了粮食。总而言之,没有了乡村,便没有了中国。乡村是国家的基础,民族的命脉,抗战建国的重心,所以我们应重视乡村教育,使农民认识抗战、建国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和内容,使之能为之努力。乡村有这样一批青年,乡村就有了生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就会取得更有力的保证……乡村教育与民族存亡密切相关,推行乡村教育刻不容缓”[7](P172)。为此,他聘请了许多进步人士和中国共党员任教。上课时“校长、教导主任、班导师都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学习抗战三阶段(实际上是学习《论持久战》)指导我们理解战略的退却,战略的相持,战略的反攻,最后夺取抗日胜利的规律,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8](P186)。
  1938年12月初,唐现之特地邀请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来桂林师范学校作报告,讲《世界形势和抗战教育》。之后唐现之说:“要把桂林师范办成陶先生所讲的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学校。”[8](P187)“1938年12月16日,陶行知亲自培育的新安旅行团来‘桂师’公演了风行全国的《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及《抗日进行曲》等歌舞剧。”[9](P75)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成了学生求进步的思想基础,是师生团结的政治基础。“桂师”教育活动围绕这一主题思想展开。
  为了唤醒民众民族自主、平等、独立的意识,他办学采取校内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在校内除教育在课堂教学外,学生在课外活动还组织时事研究会等,关注、分析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校外则让学生组织到附近农村(福村、大岭心村)办男女成人夜校班,帮助村民识字,宣传抗日;还推行“小先生”“即知即传人”去教育左邻右舍没来学习的成人和儿童。并宣传:“小先生的职责不但是教育人训字读书,尤其是在与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时候,小先生要把他们的力量贡献出来,影响整个民族起来为中华民族争取自由平等。所识的字和所读的书都要和这个大目的紧紧地联系起来。”1940年元旦,唐现之从桂林市带回的陶行知先生《致广西小先生推行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9](P87)很快,这种农村办校的经验与陶先生信的精神得到传播,两江、苏桥等地也纷纷办了成人夜校班和推广“小先生制”。汤松年(“桂师”第二任校长)在回忆中说:“我一到桂师就深感到唐校长那种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的主张,那种办学民主、尊师爱生的作风是值得钦敬的。”[9](P81)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核心,也是学生在政治思想上不断得到进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桂师”逐步培养成为一个团结抗日的集体。
  三、民主思想
  唐现之办学极其反对教育专制,力行民主之风,以达到教育之真正目的——教育应是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即包括其独立的思想、自学能力、创造能力等。他指出当时的教育只顾少数富人或政客,而不顾民众利益;只顾城市,而不顾及乡村。如此专制教育、官僚教育、贵族教育等,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是某个人的人,是某人的工具、奴才。在这样的教育专制下,人的理性、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通通被扼杀了。他满腔怒火地高呼:“革命的民众,快点举起大家的拳头,把这样的奴隶式教育破碎吧!”[2](P168-169)
  唐现之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创造的、助人的、合理的。为此,必须破除专制教育制度和旧的教育观念,确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新的教育观念。他反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提出建立亲密友好的师生关系[1](P40)。作为教育者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履行:第一,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不可把青年当作工具看待;第二,使全社会的民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要使人人有尽量发展其才能的机会,不能以任何权力、任何障碍剥夺或阻止其发展。把杀人的教育纠正为创造人的教育[2](P170)。
  唐现之反对专制教育,推行新式教育(培养人、创造人)的教育的思想。民主教育是他创办“桂师”极力倡导的。民主教育首先是民主办校,即要求政府给学校充分的自主权,给学校自由办学和学校教学计划的民主。他认为“教育最怕的就是机械化,形式化,被动而不能自动,因袭而不能创造”[2](P179)。“政府统治愈严……校务废驰愈多”[2](P179)。学校若“单凭政府法令章则以办教育,结果非弄到只有形式而无内容,只有驱壳而无灵魂不可”[2](P179)。这样是不能使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使之身心健全发展,更不能培养能负担抗战重任的青年。其次表现在选择教师的民主和教学之民主[10](P60)。民主教学指教师在教学上的不受干涉。他“尊重教师,信任教师”。唐现之说:“只要坚持抗日,教学上的思想,我是完全尊重教师们的意见的,我也想教师能正确对待这一问题。”[9](P98)“我这个校长又不是万能博士,课堂教学只能由教师自己决定。”[9](P112)他认为各种亟待发展的能力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学习能力——运用思考的能力[1](P42)。民主学习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民主学习包括小组生活、教育实习、社会活动和劳动实践等。通过多种多样的学习与交流,有利于大家学习思考能力的培养、思想觉悟的提高。
  由于唐现之在教学上开创了民主办校精神,教学上尊重教师、信任教师,对其具体教育过程不加干涉,为学校许多进步教师以革命启蒙的思想去教育学生,创造了较好的教学环境;对学生学习提倡自觉、自动,这也为学生进步和发展创造了一块沃土。
  四、仁爱思想
  唐现之除了从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杜威等教育家那里吸取先进的教育思想,还注意对传统的儒家“仁和”思想的批判地吸收。他为“桂师”提出的校训是一个“仁”字,把它悬挂在大礼堂讲台的前檐上,代替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校校训“礼义廉耻”。唐现之解释为“仁者爱人民,在学校就是爱学生”。面对当时对教育缺乏认识,没有诚意,只以个人的利益为前提,忘了国家和不知爱护学生,只看到金钱的状况。唐现之极想用“仁爱”思想,即用“热诚、敬人、爱人”方法来克服这种局面。“我要凭我的热诚激发他人的热诚,手携着手,肩并着肩的来克服它,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感,没有不可以激发的人心”。“我又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所以有贤不肖者,教育的力量不够耳,教育者的热诚不够耳”[6](P53)。
  “我办桂师,我尊重同事,尊重学生,我认为一个人的自尊心及廉耻心最为得要,万不可自己丧失,或加以摧残,有不少的教育者爱用不正当的手段,以期一时的应付同事与学生,致使儿童与青年不知自爱自重,乃至于不知廉耻。我有意要培养师生的自尊心及廉耻心,所以始终以至庆的心意去对待他们,不肯轻定规章与轻意处罚”[6](P53-54)。在桂师的三年中,除学生会订有《生活公约》外,全校性的奖惩治条例他始终没有颁布过[9](P95)。他没有开除一个学生,没有处罚一个学生。针对学生犯错误的情况,唐现之认为:其一“学生是人,对人必须尊重”[9](P96),要采取教育为主和自我检讨的方法;其二对“师范生是为人师表的,要求应从严”,严重者“要求写检讨听候处理,以后记大过一次,但不公布”[9](P96)。
  在当时那残酷的,到处布满了杀戮之声的社会里,让人感觉不到一点春意和希望。如果教育缺乏生意,受教育者在这种环境下将无法健康成长。这不但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民族国家的不幸。结果只能是,民族国家意志消沉,毫无生气,更不用说要立足于世界,雄霸世界。唐现之希望通过“仁爱”思想的教育使学校成为“一堂之内,彼此毫无戒心,师生之间,相处无恶念,人人以至诚之心相向,个个以友爱之情相待。满室春风,一团和气”[6](P55-56)。然后“把那冷酷无情的残忍成性的敌人烧掉去!”[2](P178)正是通过这种“仁爱”和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的思想,把“桂师”的全校师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唐现之积极吸收国内外进步的教育思想,创办了一所民主、自由、进步、团结、抗战的学校。由于他心怀以民为本、坚持抗日、力行民主、主张仁爱等思想;面对国民党在学校教育中的倒行逆施,他不计个人得失勇敢地反对。这使“桂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开展活动的一片绿洲。在他在校3年多的时间里,在他及许多进步教师的带领下,整个学校形成了一个勤奋学习、团结和谐、革命进步、坚持抗战的坚强集体。学校良好的校风、学风陶冶了许多青年,激励着青年们勇于探索真理。与同时代教育界的同仁们相比较,他既是理论家,又是实践家。尤其是在当时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区域下仍坚持进步的、民主的、科学的办学思想,可以说是极其可贵的。其创办“桂师”的思想至今对我们办教育仍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唐国英.广西教育家唐现之[J].桂林教育学院学报,1988,(2).
  [2]魏华龄,杨昌智.桂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M].桂林:漓江出版社.
  [3]唐现之.广西今日的师范教育[M].李宗仁.广西之建设[M].桂林:科学印刷出版社.
  [4]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5]唐现之.广西近十年来中等教育师资训练经过[J].建设研究,1943,9(1).
  [6]唐现之.本校[桂师]三年之知我批批判[A].魏华龄,杨昌智.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C].桂林:漓江出版社.
  [7]唐肇华.筚路蓝缕育师表——忆教育家、广西师范教育开拓人唐现之[A].魏华龄,杨昌智.桂林文史资料(第十辑)[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10.
  [8]植恒钦.教学民主学风活跃——回忆桂林师范学生生活[A].魏华龄,杨昌智.桂林文史资料(第十辑)[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10.
  [9]汤松年.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1937~1943)[A].魏华龄,杨昌智.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C].桂林:漓江出版社.
  [10]唐现之.关于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片段回忆[A].魏华龄,杨昌智.《桂林文史资料》(第六辑)[C].桂林:漓江出版社.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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